旧山河
人的意见，多半在早年就固定下来，以后再学新知，欢欣鼓舞，但一有机会，还是会回去。
嵇康要怨，就怨一种人格吧——或一个人，这个人，在礼法松动之际，发现自己比先前自由了些。但这自由的用处，似只是增加烦恼，因为他不喜欢多歧，只担心亡羊，手脚松脱，立时无措，不知向何处去，也不想往别处去，可以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，顿觉无力，可以发表主张，才知无话可说，羡慕别人个性的丰富多彩，又怕他们脱笼而逝，把自己甩在后面。多了些机会，眼看着别人抢先用了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宁可相濡以沫，怕就怕别人游于江湖，把他剩在涸辙里。
再看历史中发动革命的民众主体，有的要挣脱束缚，有的只是作不平之鸣，前者或有机会赢得自主，后者则往往只能得到集权下的集群式社会。
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但不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能力—理应有，但没有培养出来，或甫一露头，就被吓回去了。鲋人是处境使然，对此是施以援助，还是加以利用，也算是不同制度的明显分别。
压迫本身便是一种记录，证明曾有异端，令人恼火。
生计是那种等你想起来要考虑时，往往已经晚了的事。
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一种事，除非有十足的把握，出于自己原本的道德立场，甚至情绪或利益，也比出于某种高远的目的，要可靠些。
古代的集权制中国，亡于乱，也兴于乱。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，仿佛有人格、有智慧，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，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，然后借此重生—它死亡时，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，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，哪怕是过度的秩序，然后，正如我们看到的，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了。
多数时候，人并不是按照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，而是相反，按照看法选择事实。
我们从政治学中得到的教诲之一是，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，是没有自由人的。
如果可以拟人地说，那样的一种制度，把恶人作为自己的保护壳，一旦失败，便把责任推到恶人身上，以使人们的愤怒，不致射向自己。
儒家对生死的讨论，止于死前的瞬间，无论是成仁，还是取义，是把死亡当做价值问题来处理。他们喜欢谈的是不朽，这不朽并不涉及灵魂，只是声名的不朽，也就是道家人士讽刺的“死后之余荣”。
人在社会中的力量，手足居末，头脑居次，性格居首。
自居为弱者的人，堕落最快。起初只是愤激不平，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，因为他觉得，反正自己是受了委屈的一方，做什么都情有可原。他自己纵容自己，便以为别人也同情他，而不知外界的舆论，和他那个小天地中的并不一样。
反抗还需要个性，赴死只需一种态度；反抗还需要智力，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会做的。
人居下流，众恶归焉。
无耻之事，无论多小，尽管是被迫，一旦做下，便将自己的名誉与强迫自己的人绑在一起，渐渐荣辱与共。
我们知道，有两种事物，最值得也最能促使人动脑筋，一个是广不可测的世界，一个是深不可及的内心。
人对自己不满，多半要移怒于他人。
没有达到某种美德，不意味着其在道德上有缺陷。经常发生的是，那些鼓励性、建议性的伦理信条，被不正确地逆推后，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。
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，就是不关心事实，毕竟，特别是在帝制时代，小小百姓，有多少信息来源呢。
『富而好礼』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，『贫而乐』则是一定做不到的事情。
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，擅长干两种事：一种是逼娼为良，另一种是逼良为娼。
痛打落水狗是既英雄又稳当的事。
好人主义需要坏人，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。西谚有云：Hate the game，don' t hate the player.（对事不对人。）我们的传统恰恰相反。
悲剧给人机会成为烈士，其中包括那些若是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。
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。
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，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。谁心里没有个焦芳，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？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，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。
原来早在那时，诗歌，在许多人那里，已是对日常生活的救赎，如洗手的水。
但人如草芥之时，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，选对主子，多杀人，便可为英雄。史上名气最大的，不是大凶大恶之人，就是大仁大善之人，说明社会出了毛病，不是纵人为恶，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。
见王朝而不见国，见国而不见民，见民而不见人，此其所以翻遍坟典，拍破脑袋，也想不出出路者也。